|
[写在前面]
我在北图的一个影片放映会上见到了贾樟柯。那天放的是他2000年的作品《站台》，几十平米的屋子被挤得水泄不通，放眼望去，到处人头攒动人山人海。在坐下之后的十分钟之内，我们的脚边全部挤满了席地而坐的人，这无疑是个磨练，因为影片放映的三小时里我必须保持一个姿势坐好，稍微动一动都会踢到别人。
影片结束之后，场面更加火爆。观众的问题一个接一个，足足持续了一个小时，并且毫无结束的征召。最后是工作人员出面，表示这个房间的使用时间到了，有问题请移师隔壁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：影片在11：30结束，我直到2：30才瞧准机会挤到了贾导身边——当时场面如何诸位可想而知。
本期记者(特邀)：又一［北京师范大学学生］
本期人物：贾樟柯［著名电影导演］
访谈时间：2003年10月
访谈方式：专访
访谈正文：
记：那咱们就开始了。先说您最近都干吗呢？
贾：最近就是休息，然后……写剧本。
记：啥剧本？
贾：是一个黑帮片。
记：那这种东西成本会很高吧？
贾：对，有很多大场面。和我以前制作的模式比很大。
记：剧情会不会比以前更紧凑？
贾：紧凑一些，更戏剧性。
记：我感觉您《站台》的戏剧性就比《小武》要淡。
贾：《站台》是一个特例。整个戏剧性已经淡到了一个……非常平的状态。
记：那您还是希望艺术性和戏剧性兼容的影片？
贾：那要看是什么体裁。比如这个黑帮片，我想把它拍得猛一些。
记：说说您的创作历史行吗？
贾：我中学毕业以后学美术，这期间写小说。后来93年考到电影文学系。那以后美术、文学就都停了，开始写剧本。95年拍了第一个短片，叫《小山回家》，后来是《嘟嘟》，这中间还拍了一个记录片，叫《有一天在北京》。但这个片子已经丢了，找不见了。
记：是这样……那这几个片子都没什么成本吧？
贾：有成本，但是非常低。比如说《小山回家》，当时我们只有一万块人民币。
记：哪儿来的？
贾：那时我们在大学里，成立了一个“青年电影实验小组”，当时有我，还有我的文学策划顾峥，王宏伟，还有其他很多同学，我们自己凑钱拍了《小山回家》——老家学美术的同学也出了一些钱。然后我们用很短的时间，大概五六天就完成了。
记：当时用的是什么呢？
贾：BETACAM，是一个专业的机器。拍完《小山回家》以后，我们经济困难，但是我们还要继续做。然后我们就拍了《嘟嘟》，这个片子没有剧本，是我和我的女主演边拍边想出来的。当时我们没有器材，每个星期有一天能从一个单位借出一台M9000拍家庭录相带用的机器。《嘟嘟》这个片子拍的跨度很大。因为我们每星期只能拍一天，断断续续拍了大概有六七个星期，之后剪成了一个50分钟的短片。
记：有时候会不会觉得很苦恼？拍出了东西也没有人承认。
贾：当时没有这么想。我没想拍出什么作品来，一定要靠这个片子怎么样。主要还是学习，因为有很多技术上的事情需要学习。
记：当时你也应该算是一文不名吧？肯定也拉不到投资，拍不成怎么办？
贾：没多想拍不成。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保持创作。我觉得，有一个心里关口一定要渡过，就是不要害羞。要敢于把片子拿出去给人看，不然别人永远也不知道你的工作。我们那会儿经常在大学里放映——《小山回家》在北大，《嘟嘟》在北师大。放完了就和观众聊，通过跟这些大学生聊，我从中得到了很多有益的回馈。
记：那就是说，您从没投资的小制作就开始准备后边的事儿。
贾：对啊，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个训练。
记：您第一笔投资是怎么拉到的？
贾：我送《小山回家》参加香港的一个独立短片展。在这个短片展上，我遇到了我后来的制片人，他刚成立了胡同制作，想推进香港的独立影片发展。我们认识之后，他看了我的作品，很激动，我们就想一起合作拍《小武》。他的公司刚成立，能力也不是很强，只能投资一部分钱。我就回山西老家，找以前广告公司的朋友，他们愿意给另外一方面的投资，都是特别具体的事儿，像食宿、交通什么的，解决很大问题。这两部分加在一起，总共有三十万，我们靠这30万拍了《小武》。
记：当时怎么找王宏伟当主演？
贾：并不是因为王宏伟的形象接近民工，也不是因为他是河南人，是因为……我觉得在王宏伟身上有一种让我感动、着迷的东西。比如说他特别纯洁，好演员就要纯洁，这是很重要的素质。他必须相信他所演的，要有天真的部分。还是就是他有非常美妙的形体语言。我和王宏伟是好多年的同学，我觉得他身上有种节奏，有种韵律，如果我能把这个拍出来的话，就能得到鲜活的状态。
记：您在北影是学理论的，当时怎么选了这么个专业？
贾：（笑）因为好考。
记：学理论能学出东西吗？
贾：能。我觉得对我帮助很大。电影是一个感性的东西，同时它也很理性。导演就是一个不停地下决心的工作，有很多事情需要决择，这都是需要理性的；还有就是我们学了系统的电影史，这是让我一生都受用不尽的东西。能够掌握一个电影发展的脉络，这就是一个不低的起点。
记：平时有什么业余爱好？
贾：以前有很多。足球啊什么的，现在可能就是年纪大了吧，不爱干事情，老是呆着，宣传、放映，拍电影，全是围绕电影。
记：拍电影好玩吗？
贾：（笑）对导演来说好玩，对别人来说就……痛苦了。像灯光、场工全是强体力劳动，强度不比庄稼人差。
记：您算的上市场运营的片子有三部：《小武》、《站台》、《任逍遥》——对吧？它们运营的如何？
贾：还不错，最新的《任逍遥》已经卖了20几个国家，光英国就卖了2万分拷贝。我们的运营公司是法国的一个公司，它是一个国际发行公司，这家公司发行了北野武、阿巴斯——你看它选择的导演就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。它的发行能力非常强，我觉得我很幸运，一拍电影就纳入一个很正规的渠道。
记：谈谈北野武吧，你们认识吧？
贾：也不是太熟。他成立了一个公司，专门发掘青年导演。他请了一个非常好的制作人，叫市山尚三，也就是我的《站台》和《任逍遥》的监制，他在和我合作之前，做侯孝贤的制片。他把我的计划拿到北野武的公司，然后我们就拍了《站台》。北野武是个很羞涩的人，他是一个非常感性，非常天才的导演，他画画，写诗，写小说，做相声，作主持人，都非常出色。是我非常尊敬的艺人的感觉。他非常侠义，像他的员工，使用率并不高，但因为是和他从小一块出道，所以他一直……（犹豫了一会儿）
记：养着。
贾：对，养着。这让我很感动。一个导演选择公司的时候，一定要选择好，因为它关系到你的未来。是北野武的侠义，还有市山尚三的眼光促使我决定和他们合作。
记：北野武的电影你喜欢吗？
贾：喜欢。
记：最喜欢哪个？
贾：《花火》。
记：您觉得您的电影受谁的影响比较大？
贾：具体没法说。太多了。
记：可能是哪几个综合呢？
贾：我只能告诉你我喜欢哪几个导演——比如说像波罗松，德西卡，费里宁，小田二郎……
记：没有北野武啊？
贾：（笑）没有北野武。
记：下一个黑帮片想拍成什么样？
贾：应该说和我以前的写实手法有些不同。充满了戏剧性的张力，还有场面的兴奋。
记：音乐会不会比以前唯美一些？
贾：音乐我还没有考虑。
记：我看您《小武》和《站台》，感觉音乐方面最大的特点就是——走调，很粗糙。
贾：新片会有很多原著音乐，原著音乐肯定不是走调的。
记：整个片子会精致一些吗？
贾：不会精致。还是一些非常粗糙的年青人，在一个非常粗糙的环境里，对粗糙现实的记录。
记：有时我看您的片子，就会想，要是这里来个远景，来一段特别唯美的音乐——这得有多煽情、多感人啊。但是您好像从来不煽情，从来不愿意感动观众。
贾：对，没有必要感动。生活就这样。我愿意表现生活残酷的一面。像《站台》，本来没发生什么事儿，但它是秩序里的一个残酷，一个女孩子拒绝一个男孩子，然后又能轻易地把他拽回身边，这事儿非常残酷，只是那个崔明亮（男主角）不觉得。我不想让电影里的人物承担太多的我们加给他的概念，他只是以自己的方式小心翼翼、谨小慎微地活着，不需要关心。这样非常有尊严的生活对他很好，所以没必要煽情，
记：您觉得拍摄资金够用么？
贾：够用，《站台》是五百万，刚好。
记：如果给你一笔特别多的钱——就像白日做梦那么多，您会拍一部什么样的片子？
贾：我不会需要特别多的钱。这个电影需要一百万，我决不要一百零一万，99万也不行，他是根据我自己的需要来决定的。
记：就是说您觉得您的片子不会有很高的成本。
贾：不一定，黑帮片的成本就会很高。
记：比如说你觉得现在的小镇和你以前生活的小镇不一样了，我给你特别多的钱，你可以生盖出一个来——就有这么多的钱，你打算拍一个什么样的片子？
贾：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但是对我的限制不是钱的限制，是很多行政上的问题。比如说我在国内拍片是违法的，我想清出一条街道来拍片，和有关领导沟通——这就不行。我一直想拍一整条街的孩子，大的场面，我没法组织，这也是我一直下不了决心拍黑帮片的原因。
记：就是说，您在大陆不管是拍摄还是放映都是违法的？
贾：不是违法，是违规。现在没有相关的法律。
记：那这么说您是一个纯粹的地下党员了？昨天的盛况咱们都看到了，您怎么看待您现在的影响力呢？
贾：可能是网络，或者是一些平面媒体的报道吧。
记：您有没有想过，人们是怎么看到您的片子的？
贾：（想了一会儿）只能是盗版。
记：那您怎么看待盗版呢？
贾：很复杂，它对电影的伤害很大。在商业规范的社会里，盗版是非常可恶的事；但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——在我们这个充满垄断，充满了管制的电影环境里——盗版有很好的作用。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电影：古老的，最新的，国内的，国外的，我们现在有开拓的眼界——这样文化封锁就被打破了。我的电影《小武》也被盗了，我站在音像店里就很痛苦，一方面觉得自己抽屉里的东西，忽然到了别人的柜子里，这让我没法接受；另外一方面，网上出现了很多的评论，有人关心这个电影。就是一种很尴尬的境地，但是也没有办法，谁也改变不了现实。
记：您对新片《任逍遥》满意吗？
贾：一般吧，我觉得是我拍的最差的一部，但是也有人喜欢。
记：这三部片子，您分别打个分，
贾：《站台》我最喜欢，如果满分是十分，我给八分，《小武》给七分，《任逍遥》只有六分，将将及格。
记：现在有好多孩子拍DV，梦想着用作品砸出投资来，成为一个真正的导演，就像您这样。您对他们有什么忠告吗？
贾：我觉得DV是一个非常好的武器。它让人用最少的投资表现自己的才华。我观察这一年的DV电影的变化，感觉他们内心的状态有两个比较危险的地方：
一个是对传统的蔑视，因为DV获得影像非常简单，年轻人又充满创新的欲望，但是在这种情况下，很容易不顾一切的否定传统。我个人拍电影很受益于传统的教侮，传统里埋藏着非常先锋的因素。要我们去掌握去学习。
另外一方面就是对技术的完全放弃，我觉得这是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，原来我们对技术有一种崇拜，在这种技术膜拜的气氛下，人们变得很没有自信；而现在跑到另一个极端，人们都说——“我就要这样拍，就要焦点不清，就要曝光不足。”但是我认为画面创新不代表画面粗糙，不代表影像质量有问题。很多技术性的东西很好解决，焦点、录音这些技术问题研究一星期就都解决了。
记：电影《小武》里有一个镜头给我印像特别深，就是妓女和小武坐在窗户前面，小武在那儿抽烟，光从外面打进来。那绝对是个经典的镜头，对整个剧情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但是在《站台》里，就没有见到这样一个镜头。
贾：有一个，就是两个女孩在屋子里抽烟……
记：对，那个确实很像，但是《小武》里有非常深刻的故事背景。《站台》里就没有这样的背景，给人的感觉也就没有那样感人。
贾：对，《小武》更强烈点儿，我当时逆光拍，拍得白花花一片。那是最戏剧化的一幕，我希望有一些变化。《站台》的时候，不要太突出，不要太跳越，因为整个影片都是很压抑，很控制的，它只是一部分，不要强调它。所以我补了很多光，尽量让它平衡一些。
记：您怎么看待您片子里幽默的成分？昨天，我们看您的片子的时候都不停地笑，比喜剧片里笑得都多。
贾：我觉得中国人就是幽默的生活着，生活里有太多的不如意——粗糙的，痛苦的。但是我们用喜悦的方式来应对它，我们都是这么活下去的。我一直很喜欢我自己这句话——“因陋就简的幸福着”。
有很多东西在我们看来是痛苦的，不可理解的，但是在他们看来是生活的一部分。人家不是每天哭哭啼啼地生活。当然有些幽默也是文化负面的东西，比如说：过分的保守，陈腐的观点……这也是现实存在的，《站台》里主人公的父亲所说的《茶花女》的笑话，是我亲身经历过的。今天看就很荒诞，是那个年代的荒诞，是人们头脑里的荒诞。
记：现在有什么路子把自己拍的DV推销出去么？
贾：我觉得现在是一个越来越不会怀才不遇的年代，渠道很发达，很畅通。
记：能具体点吗？我们是一个青年杂志，有很多怀才不遇的小子想把自己推销出去。
贾：很简单啊，你可以拿去大学放；你也可以上网找适合自己的电影节，把样片给人寄去。你也可以找信得过的导演、制片、策展人，给他们看你的作品，看他们能不能给你推荐。大不了自己组织放映会。
记：我看您刚才桌子上放着师大艺术系的一个哥们的录相带，他给您看的目的是什么？
贾：那是一个朋友，我想看，所以就拿来看了。那个片子叫《回家》，口碑很好，很多影评人给我推荐，我觉得年轻人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学习——当然，我还不老——我是指刚开始拍电影的导演，他们身上有很多东西值得我学习。
记：给我们推荐一套性能价格比特高的DV设备好么？
贾：在我的知识范围里面……我比较喜欢索尼的PD150。
记：现在有很多人买得起DV，但是弄不到非线系统，片子拍回来没办法编辑，这怎么办呢？
贾：那只能找朋友借了，再不然就租去。
记：您知道在哪能租吗？
贾：我不知道，我都是在自己家里剪。
[专访手记]
采访时，在我前面的是一个电影学院表演系的同学，据其自称，乃贾导老乡，贾导一听大喜，与其握手合影，互留电话后惜惜而别。而后在下上前自报家门，找贾导要了电话，并约好第二天下午在他的工作室采访。留电话的时候，我手头没有纸，贾导摸摸裤兜说：“我有。”掏出一张纸条，正是方才那位同学留下的电话号码，只见贾导毫不犹豫将纸条翻过来，用背面写了自己的电话给我——同志们，此人如何由此略见一二。
（注：以上言论仅代表网友个人观点，与本网站立场无关。）
声明：SOHU网独家稿件，未经许可不得转载！
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