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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打接到录取通知书，妈也不知该哭还是该笑。通知书没到时，她担心我考不上。通知书到了，她又担心我路上咋走。 “明天不是叫他送，就是叫他爸送，反正得陪个人一起去。” 我只好同意让他送。自从我爸去世后，后爸爷儿俩每年都会从甘肃老家到我家来帮助拾棉花。 那一年棉花拾完了，他们就在我家住了下来。我觉得家里处处不自然，眼睛鼻子都碍事，总不想看到他们，更不想跟他们说话。一天三顿饭，我一个人端到自己房间里去吃，从不跟他们在一起吃。我讨厌看到那两双可怜巴巴的眼睛，尤其讨厌他爸那双黑黑的手，动不动就往我碗里夹菜。他每次夹给我的菜，我都偷偷地丢到桌下边，喂猫。我知道这样做妈心里很难过，她很希望我能跟他们好，叫声爸，叫声哥。可我办不到。 接到录取通知，一家人高兴得整夜不合眼，给我忙吃的、忙带的。妈说第二天就要离开家了，晚上要跟我睡会儿。 妈躺在床上掉泪，她说：“妈对不起你，妈有病，这么多的地，家里没个男劳力，多难哪！不用说供你上学了，就是每月的面粉也打不回来。你4年大学，少说还要四五万，还得靠他们爷俩。你就要走了，妈也没什么别的话说，天亮，他送你走，叫他一声哥，好吗？他20，比你大一岁。” 我知道妈这辈子不容易，她那样困难，也没让我辍学。这一点，我深深地懂得。为了临行前能安慰妈一次，我把手轻轻地放到妈的手上，表示愿意听话。 可是天亮了，还是一次又一次地错过叫爸、叫哥的机会。 说实在话，他们爷俩不坏，来到这个世界上似乎天生就是干活的命。平时，吃好吃坏、穿好穿坏，一声不吭。我家承包的一百多亩棉花地，从春到秋，他们父子俩就像两头牛，没白没黑地干。就连到了团场拾棉花最忙的时候，他们也不让我缺一节课。说，念书的人，不能离开书，一离开，脑子就会死。 不管地里的活多么紧，每到下雨下雪，妈还叫他给我送雨伞，送雨鞋。其实，我宁可淋着，也不想让他到我们学校里来。每次，一见他走到学校前面大门时，老远我就跑出教室，去接他手里的东西，生怕班里的同学问我他是谁。后来，他也自觉，一次也不往学校大门里走，就站在学校前面路旁边的树林里，淋着雨等我放学。身上披块塑料布，湿透了，他也不敢撑开我的小花伞。 新疆一天十五六个小时的日照，将他晒得又黑又瘦。要是命运对他公平些，让他上学，我敢说，他完全有资格成为一名优秀的大学生。 他也很不幸，他妈死得早。甘肃老家山沟里穷，上不起初中。来到我家那年，他才15岁，我妈想让他继续上学。 可家里承包了一百多亩地，他爸就早早地拿他当成了整劳力，整天在一眼望不到边的戈壁滩上晒日头，每年都要晒得脱层皮。 轧嗄轧嗄！轧嗄轧嗄！ 火车全速行驶，将我与家的距离越拉越长！坐在火车上，我第一次有了离家的感觉。一想妈妈，我就从车窗往外看。看累了，就把头放在小茶桌上，假睡。反正不想朝对面看。 我知道，他正端坐在那儿，双手夹在两腿中间，也在朝窗外傻看，他在看什么呢？我下意识地朝对面的他瞥了一下，他仍像根木头一样。 他也知道，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跟他说话的。所以，他就一心一意看车外不停流中的景物。 一天一夜过去了，同坐在一起的旅客根本不知道我们是一起来的，更不知道我们是一家。 我觉得十分寂寞，几次努力想跟他说话，都没有成功。 火车快到兰州了。再有一天一夜，就到西安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之间，已经是两天一夜，五十多个小时，没说一句话。有时，他去给我打杯水来，不声不响地放在我跟前的小茶桌上。 我看书，他不看书。 我不吃车上的饭，吃干粮。他饿了，就自己买一点饭吃。 火车进了兰州站，停车10分钟。那卖东西的人，一个个扒着车窗叫着。 我看见一个卖五香花生的，就问：“花生多少钱一包？ “一块。要不要？”那个乡下妇女拿起一包花生问。 我拿出一张五块，说：“买两包。” 那乡下妇女收了钱，先给了我两包花生。旋即，手在袋子里抓了抓，不找钱，掉头想走。 只见他眼疾手快，从车窗中探出大半个身子，一把将那个乡下妇女的头发抓住，命令似地：“找钱!” 我第一次看到他那怒不可遏的样子，如果那个乡下妇女再不老老实实地找三块钱，他一定会把她从车窗外提进来的。 我收了那妇女找来的三块钱，刚转身坐下，一个在兰州上车的中年男子，手里拽着两个大包，要把行李往我旁边放，我很讨厌陌生男人靠我坐。 我还没说话，他站起来，说：“对不起，那个座位有人。” 那个中年男子抓起包，自言自语：“有人？人在哪?” “上厕所了。”他虎着脸。 关键时候，他竟能使出点小阴谋来。看他那种义不容辞的神情，如果那个中年男子再啰嗦一句，他也许会把他的包扔到过道里去的。见他的态度如此强硬，那中年男子不敢再缠，对我看看，又对他看看，疑惑地问：“她是你什么人?” “是我妹妹。咋？查户口？”他又抬起脸来。 那中年男子听了，很识相，拽着包包，又继续向前找座。 中年男子走后，他才恢复了先前的平静，看着窗外。车又开动了。 我看了他一眼，心里好一阵感激。很想趁此机会，跟他说话，或者叫他一声哥。但嘴张了几下，没说出来。就将手里的两包花生，分给他一包。 他说他不饿，要我留着慢慢吃。并告诉我，到西安早着哩，天黑了，就没有卖东西的人了。那包花生，就在小茶桌上放着。一直到西安收拾东西时，我才将它装进兜里。 这趟火车晚点了，夜里十一点才到西安。我下了车，头晕晕的，不知东西南北。在人海中，我才真正觉得，我已经离开了家，离开了妈妈，来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，心里真的好想哭。 大概是因为胆小的缘故，我提着包一步不离地跟着他。原先那种厌恶的感觉，不知哪儿去了。只觉得他就跟我的亲哥一样，那么悉心、那么卖力，肩上背着两个大包，手里又提着小包，走得那么艰难，还不时回过头来看我，生怕我丢了。 我从没钻过火车站地道，心里很害怕。问：“哎，这走到哪了？哎，还是问问人家再走吧。” 他说：“不问。对着呢。” “你走过吗?” “走过。那年，跟大(爹)来新疆，就是这样钻的。没错！” 我心里暗自庆幸，好在听妈的话，他也来送我。否则，这大包小包的，提不起，扛不动，又不知方向，这会准该哭鼻子了。 几个弯儿一拐，忽见前方灯火辉煌。车站出口处好不热闹，都是各个高校来车站接新生的。 打老远我看见写着“陕西师范大学”几个字，高兴得大叫：“哎陕西师大，你看，在那！有人来接我们了”我高兴得跳起来，拿出入学通知书。 那些大学生们热情地接待我。一个戴眼镜的高个儿男同学从我手里接下包，往他们车上送。叫我们动作快一些，说他们夜里，还要接三趟新生。 另一个男生走过来，从他肩上取下包，问我：“他是你什么人？你哥吗？我点点头。 那男生又说：那好，就一起上车吧。学校有招待所。家属全部免费。 他放下包，说：“不了。秀交给你们，我就放心了。我在车站上坐会儿，明天天不亮，就搭车回去。”那个戴眼镜的高个男同学说，明天天不亮就回呀？忙什么？到了西安不好好玩玩？来来来．上车上车! “不了，俺家里还有事，地里开始拾棉花了，俺爹俺娘忙不过来。”他说着，硬从车上往下跨。 车开了。 那个戴眼镜的高个男同学看我像傻了，便捅了我一下，说：“咦，跟你哥说再见呀？” “哥……”我从车窗伸出手。一下子觉得心里泪汪汪地，好想哭，连忙用手捂着脸。 他一听，连忙转过身，笑着对我挥手。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笑。 摘自《风流一代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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